改革开放圆了我的大学梦

 ——回望三十六年前的电大生活

前排右六为作者

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广播电视大学应运而生。电大的创办，圆了我们这代人的大学梦，成就了我们这代人的事业。这对于电大创办初期入学的我们而言，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首批受益者。

一九八五年安顺地区农委电大班毕业合影前排左一为作者

岁月流逝，时光荏苒。我就读电大虽然已过去30多年了，但对于我这个时处“特殊年代”无缘继续深造的中学生来说，三年电大生活的情景依然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，难以忘怀。那求学的渴望、考试的紧张、考中的喜悦、学习的艰辛……就像电影记录片一样，一幕幕地在我的思绪中浮现。

1971年，我初中毕业，同年秋天，我进厂当了工人。几年后由于我工作勤奋，表现良好，厂里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。当时父亲去世，留下母亲和我们姐弟妹四人，家庭一时陷入了困境，我是家中的老大，自当与母亲共同承担起家庭的重任，因此我决定为了家庭选择放弃上大学。

1978年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恢复了高考，又一次机遇来临。这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又作为先进班组代表参加贵州劳模代表团，赴大庆考察。面对组织的关怀，工人师傅的厚爱，我几番想提出报考大学，又难以启齿。

  1981年，我调至行政机关，终于下定决心报考大学。在文化补习班匆匆补习了几个月之后，我参加了全国高考，被安顺学院录取(安顺学院当时称“安顺师专”)。事事难料，偏偏就在此时，我的准公公检查出了膀胱癌，未来的婆婆则希望我们尽快成婚。当时面临结婚还是求学的选择，我犹豫不决。恰好这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了1982年国家将要开办广播电视大学的首届文科班的信息，于是我决定牺牲这次上学的机会，转而等待次年的电大招生。

兴许是常言说的“事不过三”，1982年春天，第三次机遇再次降临，全国广播电视大学果然开始招收首批文科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。我凭借之前参加过高考的实力，以安顺地区第二名的综合考试成绩，顺利地进入了安顺市电大汉语言文学班学习。

电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文革后电大开办的首个文科类专业，内容基本上是参考全日制大学的教材编写，其课程的广度、深度对于我们“电大生”是一个严峻的考验。当时的电大，实行的是“宽进严出”，淘汰率较高，并且非常规范，三年六次学期考试，犹如六次高考，没有复习提纲与复习范围，考试监考严格，然而大家都很自律，没有谁会去作弊。期终考试给一周时间复习。对于考试不及格三门以上的要退回原单位。电大采取的是半脱产方式，半天上课，半天上班，上课主要是收听、收看全国统一的广播电视讲座，电大工作站时而会派些老师来做辅导。主要还是靠自学，不懂的问题学员之间相互切磋。由于电大的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，因此，我们的语言课是从最基础的汉语拼音学起。我虽然是初中毕业生，然而文革中上初中基本没有学到知识，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程度。好在我进厂后一直坚持自学，虽属不系统的学习，但也算有点积累。时隔多年，重拾课本，实现自己上大学的梦想，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三年的电大生活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。

记得第一学期期终考试的前一周，我就开始进入了临战状态，一周闭门不出，整整吃了七天的面条，家中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到处贴上答题小卡片，整个家中弥漫着迎考的气氛。当我考完试回单位上班，一位老局长看到我气色不好。关切的询问我是否生病了？可见当时的认真与紧张，不仅我如此，那时我们班有些年纪偏大的同学，读节更刻苦。像田淑怡等几个同学，每逢考试，就相约到地委党校背书迎考，每天以干粮、开水充饥。在电大班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丁再元同学。记得他当时在蔬菜公司工作，家中有四个小孩。经济负担很重。本人的身体也不太好。由于年纪大、记性差，别人背三遍就能记住的东西，他要背十多遍、甚至几十遍才能记熟，所以他下的功夫最大。因为家境窘迫，他虽然高度近视，看书吃力，为了省电却舍不得更换家中的低瓦灯泡，以至于视力直线下降。为了帮助他完成学业，同学杨维森出钱为他购买了电大三年的教科书。经过三年苦读，丁再元经过几门功课的补考过关，最终取得了大专毕业证书。此时的他才四十多岁，头发却花白了大半。

当时我们班的学员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，我在班上年龄居中，而丁再元、杨维森、田淑怡、方康年、陈德江等都属年纪偏大的同学，还有一些未参加入学考试，属不脱产的自学收看学员，如张新民、张铁军、范永甲等。这些学员有的上山下乡，历经艰辛而学习不止；有的在社会上做临工、打烂仗，饱尝人间坎坷之苦，仍努力进取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文革结束，百废待兴，国家逐步走向正轨，恢复了高考，开办了电大、职大、夜大，为被文革耽误的一批批年轻人，提供了重返课堂的机遇。因此，大家都怀着对知识的渴望，学习热情倍增，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用，把被耽误的时间抢回来。在我们电大班，同学们你追我赶、勤奋学习、有时下了课仍不愿离去，不是向老师请教问题，就是同学之间相互讨论切磋，那种浓厚的学习氛围，至今想起仍然令人十分怀念。

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，我也逐渐适应了电大的生活。通过摸索掌握了学习上的一些方法与技巧，我的自学能力得到提升。记得有一次期终考试，其中有一门课是《中共党史》，当时有不少同学未考及格，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深入研读课本教材，而是把精力放在了猜题上，那次我考了全班最高分97分。我的体会就是读书不能走捷径，要对教材的内容反复研读，进而加深理解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书越读越薄”，不能死背硬记，更不能把精力放在押题上。也许是我年轻记性好，学习方法比较得当，电大三年我每学期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保持在全班第一或第二名。

1984年初，我的电大学习生涯进行到中期时，我意外地怀孕了。我于1981年高考结束后结婚，原计划等电大毕业后再考虑生小孩，不想中途出现状况。为保证学业完成，我原打算放弃这个孩子，后经医生多次劝说，并预计产期正好可以错开考试时间，于是我采纳了医生的建议。就这样我开始了孕期与求学最艰难的一年半生活。恰巧这时孩子的父亲又赴外地学习，家中只剩我一人。既要上班，又要上课，还要克服孕期的各种不适，记得有一次我感冒发烧，一个人住在单位分配的宿舍里，半夜里将暖壶的开水一饮而尽；到了怀孕后期，身体越发沉重，为了不影响胎儿的发育，我只好坐在高藤椅上看书。为了将生育坐月的时间抢回来，我提前进行预习，每天不敢多睡觉，深怕影响学习。如今所有孕妇应该享受的睡眠、营养、休息等照顾，对当时的我来说都是一种奢侈。

1984年秋，为了方便照顾，我搬到了公婆家居住，为了就近上课，我又转学到了安顺地区农办电大班就读，但在转学中遇阻，是电大班的同学们伸出援助之手才得以解决。记得那年电大学习进入第五学期，有一门课是《古代文学》，要求背诵200多首诗词。于是在寒冬腊月的清晨，身怀六甲的我每天都会披上一件旧大衣，夹着教材来到地委大院的花园里，一边散步一边背诵，最后终于将200多首诗词全部熟记于心。也许是胎教的作用，我女儿长大后，文学功底较好，她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。

1984年12月，我顺利的生下了女儿，记得当时临盆时我还抱着书在看，对于迎接新生命的到来，我还没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分娩后只好买本《育儿百科》照书育儿。由于孕期学习紧张，休息营养跟不上，加之分娩消耗大，我在产后第八天高烧不退，半夜被送到地区医院救治，整整住院一周。出院后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，既要照顾刚出生的女儿，又要收听复习考试内容，常常是听着一半的录音就睡着了，醒来后又继续收听。在坐月子的那些日子里，电大的同学们有的给我送资料，有的将复习内容录音播放给我听，我的闺蜜们还给我送来了小孩衣服、抱被、尿片，这些关心帮助，坚定了我完成学业的决心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为了让我顺利地参加考试，我的母亲及继父把我和孩子接到家里，动员全家帮助我，让我安心备考。为了弥补被耽误的时间，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，全身心投入复习，母亲为了让我专心学习，还专门腾出二楼一间卧室给我住，她则每天晚上在一楼带外孙睡觉。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母亲怕我冻着，还给我准备了热水袋取暖。不想有次母亲加热水时将垫圈弄丢了，不密封的盖子导致热水袋里的水浸进了盖住我双膝的军大衣，看书入迷的我，直到水慢慢冰凉浸湿了我的裤腿才恍然发现，这一细节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。在全家人的关心支持下，我于满月后的第九天如期参加了那年的期终考试，当我迈进考场的那一刻，同学们都吃惊的望着我红肿的眼睛与疲惫的神情，纷纷上前关心询问。这次期终考试我取得了全班综合考试成绩第一名。这些成绩的背后，付出的代价是几年后我的眼睛及颈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。

1985年6月，三年的电大学习进入到最后的冲刺，我一边准备毕业论文及答辩，一边复习迎接期终考试。而此时我的女儿正好刚满半岁，从母体带来的抗体逐渐消失，变得老爱生病。那段时间我心急如焚，每天要带女儿上医院，晚上照顾她睡后才开始学习。由于长时间疲劳及精神压力，我每晚学习到九点多就开始打盹，为控制睡意，我经常买些酸杏之类的水果提神，坚持复习到深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学业结束时，我的毕业论文及答辩都获得了“优秀”的好成绩，毕业时我获得了全省电大的“三好学生”。

三年的电大学习生涯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留下了重要的足迹。电大系统的学习，让我增长了知识，开阔了视野，提高了自学的能力；电大生活的艰辛不易，磨砺了我的意志，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。电大毕业几年后，我被选拔到了安顺市委办公室任秘书，从事文字工作，以后我又被组织上考察选拔到不同的领导岗位。我电大的同学们也相继成为各单位的骨干，也有很多同学走上了领导岗位。

电大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，为我们这一代人圆了“大学梦”，也为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插上了飞翔的翅膀。电大学习的那些岁月，至今让人追怀不已，成为我们这代人历久弥新的记忆！

谨以此篇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！

来源：原安顺市规划局党组书记肖丽